礼拜日应该做礼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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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都不用照镜子就知道自己的样子有多贱，因为周围这一圈儿人有一个算一个都像镜子一样——小明星、小经纪人、小化妆师、小摄影师、小摄影师的小助理、小编辑的小助理——都跟我这个小杂志的小编辑笑得一样又贱又自然。
小伎俩我运用得那是相当娴熟，而我的观众更是相当满意。趁着他满意，我赶紧奉上谁其实都不满意的那点子化妆费。
黄哥哥翻着白眼，我知道他嫌少，他一边嘟囔“刚够打车的钱”“要不是看你的面子”一边还是晃着脑袋收下。我心里笑，谁不知道谁啊，都是苦出身。
“对了，我得采访呢，黄哥你先忙啊。”我金蝉脱壳，回过头问崔臻美的宣传，得到的答复是“我们臻美今天不舒服你也看到了，咱们另外约时间吧？要不电话采访或者邮件采访吧？”
我说：“不行，我这已经晚了，要约就明天，明天不采访，我稿子也废了，崔小姐也白拍了。”
她宣传自知理亏，于是咬着牙定下明天下午2点的采访。
打点完毕，我就继续陪着拍片子，上下伺候，插科打诨。一下午的青春很快就在这些看似有意义的工作中消耗殆尽了，我把爷爷奶奶一样的一群人送走，各种“亲爱的辛苦”、“亲爱的再见”、“下次约下午茶”、“我给你留个礼物回头快递给你”……欢子收拾衣服，我坐下看片子，同时开始听摄影师抱怨。
摄影师老林跟我太熟悉，所以这种时候他怎么叨咕我都当耳旁风，反正谁都不是很介意。就当是看美国大片打了法语字幕，你爱怎么说都没事儿，我放着耳朵接着，别指望我每一句都反馈就行，我听不懂。
耳朵边的叨咕声越来越小了，片子也看的差不多了，我起立做总结性发言：“今儿的片子真不错，她喝多了那个迷茫劲儿反而比正常的时候神经病样子看着更顺眼了。”
“你回办公室还是跟我们一起去吃饭？”老林好歹还是关心我的。
我看一眼表，16:45，当不当正不正的时间，然后又是5号这个该死看假书的雷打不动加班日。于是匆匆向老林说：“我得回去，你把小图发一套到我邮箱。”
星期天的晚高峰来自回城的郊游者，根本打不到车，我和欢子拉着箱子双双够奔地铁，不怎么繁华的街上，大北京清晨的“好脸色”已经过去，壮烈的沙尘暴袭来，我俩瞬时间从影棚里装逼的时尚女编辑变身，跟逃荒的灾民没什么两样。
终于挣扎着回到编辑部，我精疲力竭地滩在椅子上不到一分钟，电脑还没打开，就从余光扫见流程编辑小牧的小黑胳膊抱着假书过来，耳朵边是每个月固定的那句话。“倪老师，假书来了。你先看还是先收拾东西？”
这句话听完我有点儿晃神，她平时都是说到“假书来了”后面就是“咣当”一声把假书砸到办公桌上了，今儿怎么还赠送一句呢？
“收拾东西？又要消防检查了？”我不是装傻，我是真傻。
“这个你还不知道吗？问人事吧！”小牧比我聪明多了。
“人事？”
没等我问，人事已经把几张纸拍在我桌子上了。“你的合同到期了，公司决定不再续用……”
我脑袋“嗡”一声，耳朵也跟着共鸣。我居然被委婉地“炒了”！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杨老板您这连理由都懒得找就辞了我的本事我真没想到。一抬头看见孙雨菲饱含深意的笑，我明白了。原来，我这么谨小慎微、随方就圆的人还是免不了被小人算计的这么一天。
以我的智商，想不明白事比想得明白的多多了，但我有一点很明白：杂志领域存在着一个肉眼看不见的圈子，我说是做杂志做了三年，但一直混在边缘，根本还没踏进这个圈子，我和我任职的这本杂志连屁都不算。所以，我本本分分，我兢兢业业，我从不得罪人，我不知道哪块云彩以后有雨，都和谐着总没大错。
但就算是我这样谨慎，还是错了，错在我不该低头蒙眼地干活，不懂得把裙子穿短点儿。
三年的努力就这么轻易地变成了桌上的这张废纸。我下意识地翻开假书看版权页，孙雨菲的名字画着一个小红圈儿从我名字下面的位置拉到副主编的位置。
冷水浇头，怀里抱着冰，那份寒心就和杜十娘还没下船就被卖了是一样儿一样儿的。
更惨烈的是，我还没办法宣泄情绪。一是没办法当场就死，我舍不得，虽说命运操蛋，但我还是没活够。二是没有可以“怒沉”的“百宝箱”，当然就算有我还是舍不得。
我要是手里有一把齐眉哨棒该多好。我一定马上抄起来，就跟孙大圣拿着金箍棒一样舞得“呼呼”生风，把眼前目光所及的所有破烂玩意儿都一棍子打翻在地。
深呼吸让自己冷静，然后装模作样收了几本杂志，把桌面上的东西都划拉进一个塑料袋就是算离职了。没人送我，还真不是人走茶凉，而是我过于单打独斗，没有人缘。
从那个商住两用社区走出来，还没到公车站我就把脚扭了，山寨名牌果然靠不住。
把装满过期杂志的破塑料袋和断了根儿的高跟鞋一块儿扔在马路牙子上，我光着脚看着天，然后想我该给谁打个电话。
哦，今天是5号，我可以给李茂打电话，她是我房东，也算是我在北京唯一的亲人，因为我住着她的房子，我的命运直接影响她的房租，她不跟我亲切也不行。
我给李茂打电话，她手机号在我手机里叫“李春节”，因为她的房子是有一年春节的时候我租的。
电话嘟嘟响着，我等着听她磕巴。
忘了说，我叫倪好，这真不是笔名、艺名、曾用名，就是我身份证上的名字。所有人接我电话都会磕巴，“倪好，你好啊！”唯独李茂不会出现这种问题，她从来不喊我大名，她觉得我这名字起得太开玩笑了。
她接到我电话永远的第一反应永远是一样的地道北京孩子的流氓腔调，“孙贼！你丫又出什么事儿了？房租又不能按时交了是吧？”
“我失业了……”这句话说出来我才真的意识到我真的是失业了。那一瞬间我察觉自己一无是处，我不识数、不认路，不在杂志混，我连公共汽车的售票员都干不了。
我忍不住抽泣。电话那头李茂倒是耳朵非常灵光，听见那么一点点声响，就马上说：“哭管个屁用！你就在那一站蹲着，我开车去接你！”
我混得真不济，即使是在走麦城的时刻，惦记我的也只有怕收不回房租的房东。我真失败，偌大一个北京城，我认识的人中有车有房有头发有良心的就只有一个李茂，她还是个女的！
礼拜日的礼拜，也许真的是做了也没啥用，我自己不够虔诚，还每天说那么多谎话，怨不得上帝不疼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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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都不用照镜子就知道自己的样子有多贱，因为周围这一圈儿人有一个算一个都像镜子一样——小明星、小经纪人、小化妆师、小摄影师、小摄影师的小助理、小编辑的小助理——都跟我这个小杂志的小编辑笑得一样又贱又自然。
小伎俩我运用得那是相当娴熟，而我的观众更是相当满意。趁着他满意，我赶紧奉上谁其实都不满意的那点子化妆费。
黄哥哥翻着白眼，我知道他嫌少，他一边嘟囔“刚够打车的钱”“要不是看你的面子”一边还是晃着脑袋收下。我心里笑，谁不知道谁啊，都是苦出身。
“对了，我得采访呢，黄哥你先忙啊。”我金蝉脱壳，回过头问崔臻美的宣传，得到的答复是“我们臻美今天不舒服你也看到了，咱们另外约时间吧？要不电话采访或者邮件采访吧？”
我说：“不行，我这已经晚了，要约就明天，明天不采访，我稿子也废了，崔小姐也白拍了。”
她宣传自知理亏，于是咬着牙定下明天下午2点的采访。
打点完毕，我就继续陪着拍片子，上下伺候，插科打诨。一下午的青春很快就在这些看似有意义的工作中消耗殆尽了，我把爷爷奶奶一样的一群人送走，各种“亲爱的辛苦”、“亲爱的再见”、“下次约下午茶”、“我给你留个礼物回头快递给你”……欢子收拾衣服，我坐下看片子，同时开始听摄影师抱怨。
摄影师老林跟我太熟悉，所以这种时候他怎么叨咕我都当耳旁风，反正谁都不是很介意。就当是看美国大片打了法语字幕，你爱怎么说都没事儿，我放着耳朵接着，别指望我每一句都反馈就行，我听不懂。
耳朵边的叨咕声越来越小了，片子也看的差不多了，我起立做总结性发言：“今儿的片子真不错，她喝多了那个迷茫劲儿反而比正常的时候神经病样子看着更顺眼了。”
“你回办公室还是跟我们一起去吃饭？”老林好歹还是关心我的。
我看一眼表，16:45，当不当正不正的时间，然后又是5号这个该死看假书的雷打不动加班日。于是匆匆向老林说：“我得回去，你把小图发一套到我邮箱。”
星期天的晚高峰来自回城的郊游者，根本打不到车，我和欢子拉着箱子双双够奔地铁，不怎么繁华的街上，大北京清晨的“好脸色”已经过去，壮烈的沙尘暴袭来，我俩瞬时间从影棚里装逼的时尚女编辑变身，跟逃荒的灾民没什么两样。
终于挣扎着回到编辑部，我精疲力竭地滩在椅子上不到一分钟，电脑还没打开，就从余光扫见流程编辑小牧的小黑胳膊抱着假书过来，耳朵边是每个月固定的那句话。“倪老师，假书来了。你先看还是先收拾东西？”
这句话听完我有点儿晃神，她平时都是说到“假书来了”后面就是“咣当”一声把假书砸到办公桌上了，今儿怎么还赠送一句呢？
“收拾东西？又要消防检查了？”我不是装傻，我是真傻。
“这个你还不知道吗？问人事吧！”小牧比我聪明多了。
“人事？”
没等我问，人事已经把几张纸拍在我桌子上了。“你的合同到期了，公司决定不再续用……”
我脑袋“嗡”一声，耳朵也跟着共鸣。我居然被委婉地“炒了”！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杨老板您这连理由都懒得找就辞了我的本事我真没想到。一抬头看见孙雨菲饱含深意的笑，我明白了。原来，我这么谨小慎微、随方就圆的人还是免不了被小人算计的这么一天。
以我的智商，想不明白事比想得明白的多多了，但我有一点很明白：杂志领域存在着一个肉眼看不见的圈子，我说是做杂志做了三年，但一直混在边缘，根本还没踏进这个圈子，我和我任职的这本杂志连屁都不算。所以，我本本分分，我兢兢业业，我从不得罪人，我不知道哪块云彩以后有雨，都和谐着总没大错。
但就算是我这样谨慎，还是错了，错在我不该低头蒙眼地干活，不懂得把裙子穿短点儿。
三年的努力就这么轻易地变成了桌上的这张废纸。我下意识地翻开假书看版权页，孙雨菲的名字画着一个小红圈儿从我名字下面的位置拉到副主编的位置。
冷水浇头，怀里抱着冰，那份寒心就和杜十娘还没下船就被卖了是一样儿一样儿的。
更惨烈的是，我还没办法宣泄情绪。一是没办法当场就死，我舍不得，虽说命运操蛋，但我还是没活够。二是没有可以“怒沉”的“百宝箱”，当然就算有我还是舍不得。
我要是手里有一把齐眉哨棒该多好。我一定马上抄起来，就跟孙大圣拿着金箍棒一样舞得“呼呼”生风，把眼前目光所及的所有破烂玩意儿都一棍子打翻在地。
深呼吸让自己冷静，然后装模作样收了几本杂志，把桌面上的东西都划拉进一个塑料袋就是算离职了。没人送我，还真不是人走茶凉，而是我过于单打独斗，没有人缘。
从那个商住两用社区走出来，还没到公车站我就把脚扭了，山寨名牌果然靠不住。
把装满过期杂志的破塑料袋和断了根儿的高跟鞋一块儿扔在马路牙子上，我光着脚看着天，然后想我该给谁打个电话。
哦，今天是5号，我可以给李茂打电话，她是我房东，也算是我在北京唯一的亲人，因为我住着她的房子，我的命运直接影响她的房租，她不跟我亲切也不行。
我给李茂打电话，她手机号在我手机里叫“李春节”，因为她的房子是有一年春节的时候我租的。
电话嘟嘟响着，我等着听她磕巴。
忘了说，我叫倪好，这真不是笔名、艺名、曾用名，就是我身份证上的名字。所有人接我电话都会磕巴，“倪好，你好啊！”唯独李茂不会出现这种问题，她从来不喊我大名，她觉得我这名字起得太开玩笑了。
她接到我电话永远的第一反应永远是一样的地道北京孩子的流氓腔调，“孙贼！你丫又出什么事儿了？房租又不能按时交了是吧？”
“我失业了……”这句话说出来我才真的意识到我真的是失业了。那一瞬间我察觉自己一无是处，我不识数、不认路，不在杂志混，我连公共汽车的售票员都干不了。
我忍不住抽泣。电话那头李茂倒是耳朵非常灵光，听见那么一点点声响，就马上说：“哭管个屁用！你就在那一站蹲着，我开车去接你！”
我混得真不济，即使是在走麦城的时刻，惦记我的也只有怕收不回房租的房东。我真失败，偌大一个北京城，我认识的人中有车有房有头发有良心的就只有一个李茂，她还是个女的！
礼拜日的礼拜，也许真的是做了也没啥用，我自己不够虔诚，还每天说那么多谎话，怨不得上帝不疼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