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七十四章 老站长叶长青的故事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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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却受益匪浅，为以后走上领导岗位奠定了基础。”
“1979年5月，上级任命我为交检科副教导员，下令一个月后才去十八里报到，原因有二，一是一级战备结束要总结，二是参谋工作要交接。交检科工作对我来说并不陌生，我从当战士时起就在交检科，先后在交检科工作多年，对交检科工作尤其业务已很熟悉，但做好全科的政治工作却是一副重担。因为交检科是个大科，差不多占全站总人数的一半，有干部也有战士，而且地处边境一线，业务工作量大，条件艰苦，又处于对敌斗争的最前沿。做好政治工作，使干部战士保持饱满的热情，旺盛的斗志，完成好执勤和战备双重任务，是政治工作的根本目的。我虽然是副教导员，因为没有教导员，就成了科里唯一的政工干部。业务科政工干部和其它政工干部有所不同，不仅要管政治工作，也要管业务。科领导要轮流值班，跟班执勤，负责处理检查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同时还要负责全科行政管理等方面的具体事宜。我这次回交检科工作时间不长，前后不到一年，于1980年3月下旬接到了调往龚州工作的通知，就开始了做搬家准备。”
“回顾满洲里边防检查站近二十年的工作生活，令人心生感慨。我从十八岁当兵，就来到北部边疆为祖国守护北大门。1980年4月离开时已三十七岁，我把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华献给了祖国北疆。近二十年来虽然没有做出惊人的成绩，却也踏踏实实尽了自己的努力。首先经受住了艰苦生活的考验，在零下五十度的高寒区，一干就是二十年，无怨无悔，为守卫边疆做奉献；二是经受住了岗位频繁变换的考验，先后在十来个岗位工作，满洲里边检站除后勤我没沾边，其它各个岗位都干遍了，先后在连队、政检科、交检科、政治处、办公室，还在地方三家单位参加三支两军，在每个岗位都圆满完成了任务，受到领导和群众的好评；三是经受住了紧张战备的考验，这二十年也是中苏关系最紧张的二十年，在我去之前中苏关系开始出现裂痕，即将彻底破裂，不久苏联就由老大哥、靠背沙发变成了头号敌人。我离开后中俄两国关系开始解冻，朝着友好方向发展。我虽然没有经过战争的洗礼，却也经受了长期紧张战备的考验，为此也做出了个人的牺牲，儿子出生我未能陪伴在妻子身边，父亲去世也未能为老人送终；未能做一个合格的丈夫，也未能做一个孝顺的儿子。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啊！”
说到这里，虽然已经过去了这么长时间，但是老站长还是忍不住热泪盈眶。老站长的话让吕子龙和丁洁也很难受，对于家庭的愧疚，他们感同身受。
老站长抹了一把眼角的泪水，继续说道：“1980年4月，我和妻子调到了东海省公安厅边防局。从北部边疆满洲里调到东海省，一般来说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就连我们自己也完全没有预料到。我们这次跨省跨大区的调动，是一次偶然的机遇促成的。一次公安部边防局一个工作组到满洲里边防检查站搞调研，带队领导在一次和我妻子偶遇闲谈时知道她是龚州人，而且我和妻子二人都是边检业务骨干，年纪又轻，当年都只有三十七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就主动提出东海有几个口岸正准备对外开放，你们愿不愿去?我们当然求之不得，岂有不愿意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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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却受益匪浅，为以后走上领导岗位奠定了基础。”
“1979年5月，上级任命我为交检科副教导员，下令一个月后才去十八里报到，原因有二，一是一级战备结束要总结，二是参谋工作要交接。交检科工作对我来说并不陌生，我从当战士时起就在交检科，先后在交检科工作多年，对交检科工作尤其业务已很熟悉，但做好全科的政治工作却是一副重担。因为交检科是个大科，差不多占全站总人数的一半，有干部也有战士，而且地处边境一线，业务工作量大，条件艰苦，又处于对敌斗争的最前沿。做好政治工作，使干部战士保持饱满的热情，旺盛的斗志，完成好执勤和战备双重任务，是政治工作的根本目的。我虽然是副教导员，因为没有教导员，就成了科里唯一的政工干部。业务科政工干部和其它政工干部有所不同，不仅要管政治工作，也要管业务。科领导要轮流值班，跟班执勤，负责处理检查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同时还要负责全科行政管理等方面的具体事宜。我这次回交检科工作时间不长，前后不到一年，于1980年3月下旬接到了调往龚州工作的通知，就开始了做搬家准备。”
“回顾满洲里边防检查站近二十年的工作生活，令人心生感慨。我从十八岁当兵，就来到北部边疆为祖国守护北大门。1980年4月离开时已三十七岁，我把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华献给了祖国北疆。近二十年来虽然没有做出惊人的成绩，却也踏踏实实尽了自己的努力。首先经受住了艰苦生活的考验，在零下五十度的高寒区，一干就是二十年，无怨无悔，为守卫边疆做奉献；二是经受住了岗位频繁变换的考验，先后在十来个岗位工作，满洲里边检站除后勤我没沾边，其它各个岗位都干遍了，先后在连队、政检科、交检科、政治处、办公室，还在地方三家单位参加三支两军，在每个岗位都圆满完成了任务，受到领导和群众的好评；三是经受住了紧张战备的考验，这二十年也是中苏关系最紧张的二十年，在我去之前中苏关系开始出现裂痕，即将彻底破裂，不久苏联就由老大哥、靠背沙发变成了头号敌人。我离开后中俄两国关系开始解冻，朝着友好方向发展。我虽然没有经过战争的洗礼，却也经受了长期紧张战备的考验，为此也做出了个人的牺牲，儿子出生我未能陪伴在妻子身边，父亲去世也未能为老人送终；未能做一个合格的丈夫，也未能做一个孝顺的儿子。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啊！”
说到这里，虽然已经过去了这么长时间，但是老站长还是忍不住热泪盈眶。老站长的话让吕子龙和丁洁也很难受，对于家庭的愧疚，他们感同身受。
老站长抹了一把眼角的泪水，继续说道：“1980年4月，我和妻子调到了东海省公安厅边防局。从北部边疆满洲里调到东海省，一般来说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就连我们自己也完全没有预料到。我们这次跨省跨大区的调动，是一次偶然的机遇促成的。一次公安部边防局一个工作组到满洲里边防检查站搞调研，带队领导在一次和我妻子偶遇闲谈时知道她是龚州人，而且我和妻子二人都是边检业务骨干，年纪又轻，当年都只有三十七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就主动提出东海有几个口岸正准备对外开放，你们愿不愿去?我们当然求之不得，岂有不愿意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