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协召开前夕
『如果章节错误，点此举报』
第(3/3)页
沫若、胡愈之、胡乔木拟出宣言初稿。
6月19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继续举行。到会者126人，周恩来任执行主席。会上，李维汉代表第一小组作了《关于参加新政协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草案）》的说明，并通过了这个规定。
关于党外人士参加会议的政治标准问题，早在1948年3月，毛泽东在一份党内通报中就对团结和将来邀请参加新政权的党外人士提出了“采用我党口号、反蒋反美、联共联苏”的政治标准。这个标准，后来在邀请参加新政协的党外人士时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10月，中共中央在《诸问题》中正式提出党外人士参加新政协的政治标准，即：南京反动政府系统下一切反动党派及反动分子必须排除；组成新政协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必须反对美帝侵略、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反对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压迫。随后，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在达成的《协议》中更严格限定：“南京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动党派及反动分子，不得许其参加。”
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共不断修改并放宽了参加新政协党外人士的政治条件。《诸问题》发出后仅7天，中共中央致电高岗、李富春，对民主党派中的“右派”和“反动分子”做了进一步区分，指出：“在被邀请的各民主党派及某些团体中，一般都有右派分子，仍须让其有少数参加，在产业界和其他各方面也还会要邀请个别对群众有一定影响和联系的右派分子。”电报中特别指出，只要基本上同意中共原则，保证中共和进步分子在新政协中占绝对的优势，“则让若干右派而不是公开反动的分子参加，在策略上是必要的”。
11月，中共中央又致电高岗等人，提出在临时中央人民政府可能迳由新政协产生情况下，“应多邀请一些尚能与我们合作的中间人士，甚至个别的中间偏右乃至本来与统治阶级有联系，而现在可能影响他拥护联合政府的分子，以扩大统战面。”这个指示表明，中共开始改变原先要根本排除“南京政府系统一切反动党派及反动分子”的规定。稍后，毛泽东于1949年2月与“上海和平代表团”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江庸举行非正式谈判，在达成的面交李宗仁的八点协定中提出：李宗仁在和平协定上签字后，“南京政府参加新政协及参加联合政府之人选，由中共（包括民主人士）与南京政府商定之。”4月，周恩来在递交南京国民党政府代表团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中明确指出：李宗仁在《协定》上签字并实施后，由中共负责向新政协筹备会提请南京政府代表参加新政协，并负责提议，“在民主联合政府中应包括南京国民政府方面的若干爱国分子，以利合作”。此事后来虽因李宗仁拒绝签字未能实现，但仍反映出中共当时尽可能吸收党外人士，乃至争取南京国民党政府一切爱国分子参加新政协的政策变化。
随之，会议规模不断扩大。按周恩来等人最初的设想，这个邀请各方代表来解放区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不过是个百八十人的会议而已。”1948年9月，周恩来拟定参加新政协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名单。其中，从港、沪和长江以南到解放区的有李济深等共77人；在平、津的有张东荪等共24人，两批共计101人。随着确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具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性质，中共为使会议真正代表全国各民主阶级、各民族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决定增加参加新政协的成分、单位和名额。10月，中共提议邀请39个单位参加新政协，后经与各民主党派协商并达成协议，去掉了原名单中的“中华职业教育社”，拟邀请单位共38个，并将邀请参加新政协的代表人数扩大至200～300人。但这个代表限额很快又被突破。
而在政协筹备会上，经过周恩来与各民主党派代表反复协商，最终确定：
（一）参加新政协会议的为45个单位，代表总额510名。
（二）每一单位，其代表名额满10人以上者，得推选候补代表2人，不满10人者，得推选候补代表1人，候补代表得列席新政协会议。
（三）除45个单位外，另设一个特别邀请单位，其代表资格、名额与人选，均由常务委员会协商推定。
（四）510名代表名额分配为：党派代表142人，区域代表102人，军队代表60人，团体代表206人。
随后，筹备会上还对上次全体会议通过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作了文字上的修改。最后，会议还通过了两项临时协议：
（一）邓初民、许德珩、沈钧儒等提议全体代表起立向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主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朱德总司令致敬，全体代表当即一致起立，热烈鼓掌。
（二）毛泽东提议在本年7月7日由参加新政协筹备会的各党派、各团体、各单位联名发表纪念文件，即经会议一致通过。
周恩来在这次会议上，就“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名称问题作了说明。他说，“无党派民主人士”是由于历史的发展形成的一个组织形式。由于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严重压迫，有许多民主人士只能单枪匹马地从事民主运动，如郭沫若、马寅初等。他们虽然未形成一个政党或组织，但领导着、联系着许多方面人士在奋斗，长期参加我们的民主政治活动。因此，严格、正确地说，无党派民主人士是没有党派组织的、有党派性的民主人士。
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一共开了5天，6月19日闭幕。
20日到22日，平、津、沪各报纸相继发表社论，拥护新政协筹备会的成立。
参加新政协会议的成员有广泛的代表性，整个会议的气氛也是团结、和谐的，但有些共产党员过去长期生活在农村，同如此广泛的党外民主人士合作共事还是第一次，缺乏这方面的经验，因而在会议过程中也遇到一些问题。
会议最后一天，有一位民主人士提议，向毛泽东和朱德发致敬电，另一位民主人士认为也可以不这样表示。这时有一位农民代表（共产党员）站起来说：我们农民只知道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从我们劳动人民来看，只有共产党、解放军才能使中国得解放。
周恩来对这个情况非常重视，他在参加新政协筹备会的党组会上，严肃地指出了这个问题。他说，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就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具体组成。中央政府成立后，政协便成为中共领导的各党派的协议机关，国家的一切大事都可以事前在此协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长期的，我们要善于和党外人士相处，态度应该是谦虚的，诚恳坦白的。对原则问题一定要争，对非原则问题要善于妥协。不能性急，更不能怕麻烦。只有这样才能做到长期合作，保障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不断得到巩固。
不久，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新政协筹备会的党组干事会，由21人组成，周恩来、林伯渠、李维汉、徐冰、李立三为常委，周恩来担任书记。
周恩来在新政协筹备会党组会上报告《新政协筹备会的工作与统战工作》。报告中说，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就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具体组成。中央政府成立后，政协便成为中共领导的各党派的协议机关，国家的一切大事都可以事前在此协商。
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闭幕后，最重要的，也是最敏感的是协商参加新政协代表的具体名单。
周恩来要求代表名单应包括各方面的代表人物，体现全国各民族人民的大团结，既要有较大的代表性，又要照顾到相互间的协调平衡。这样，协商代表的取舍非常费事。周恩来不时为了代表人选的斟酌，费时达数周之久。他还特别注意将那些组织不纯的团体与这些团体中有一定代表性的民主分子加以区别，对前者加以拒绝，对后者则邀请其以个人身份参加；对于抗日战争以来拥护过我党政策的开明绅士，在解放战争中作过贡献的，包括护厂有功和投诚起义的技术管理人才，邀请他们参加政协，以为今后建设所用。
经过各方面协商，参加新政协的代表初步确定后，7月5日，周恩来主持召开新政协筹备会常务会，宣告“代表中国人民意志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已经成立，不久就可以召集新政治协商会议。产生民主联合政府，着手新中国的建设工作。”8月26～27日，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再次开会，周恩来在讨论政协组织法时指出：在人民民主国家中需要统一战线，即使在社会主义时期，仍然要有与党外人士的统一战线。要合作就要有各党派统一合作的组织。如果形成固定的统一战线组织，名称也要固定，建议称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9月7日，周恩来向已到北平的政协代表作《关于中国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的报告时，进一步指出：人民政协会议，“是一百多年来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牺牲奋斗的果实”，“是三十年来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获得胜利的集中表现”。它的任务是团结各种力量“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在全国未普选以前，它执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普选以后，“它仍将以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而存在，国家大政方针，仍要经过人民政协进行协商”。这样，筹备新政协的工作基本结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在即。
第(3/3)页
沫若、胡愈之、胡乔木拟出宣言初稿。
6月19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继续举行。到会者126人，周恩来任执行主席。会上，李维汉代表第一小组作了《关于参加新政协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草案）》的说明，并通过了这个规定。
关于党外人士参加会议的政治标准问题，早在1948年3月，毛泽东在一份党内通报中就对团结和将来邀请参加新政权的党外人士提出了“采用我党口号、反蒋反美、联共联苏”的政治标准。这个标准，后来在邀请参加新政协的党外人士时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10月，中共中央在《诸问题》中正式提出党外人士参加新政协的政治标准，即：南京反动政府系统下一切反动党派及反动分子必须排除；组成新政协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必须反对美帝侵略、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反对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压迫。随后，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在达成的《协议》中更严格限定：“南京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动党派及反动分子，不得许其参加。”
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共不断修改并放宽了参加新政协党外人士的政治条件。《诸问题》发出后仅7天，中共中央致电高岗、李富春，对民主党派中的“右派”和“反动分子”做了进一步区分，指出：“在被邀请的各民主党派及某些团体中，一般都有右派分子，仍须让其有少数参加，在产业界和其他各方面也还会要邀请个别对群众有一定影响和联系的右派分子。”电报中特别指出，只要基本上同意中共原则，保证中共和进步分子在新政协中占绝对的优势，“则让若干右派而不是公开反动的分子参加，在策略上是必要的”。
11月，中共中央又致电高岗等人，提出在临时中央人民政府可能迳由新政协产生情况下，“应多邀请一些尚能与我们合作的中间人士，甚至个别的中间偏右乃至本来与统治阶级有联系，而现在可能影响他拥护联合政府的分子，以扩大统战面。”这个指示表明，中共开始改变原先要根本排除“南京政府系统一切反动党派及反动分子”的规定。稍后，毛泽东于1949年2月与“上海和平代表团”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江庸举行非正式谈判，在达成的面交李宗仁的八点协定中提出：李宗仁在和平协定上签字后，“南京政府参加新政协及参加联合政府之人选，由中共（包括民主人士）与南京政府商定之。”4月，周恩来在递交南京国民党政府代表团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中明确指出：李宗仁在《协定》上签字并实施后，由中共负责向新政协筹备会提请南京政府代表参加新政协，并负责提议，“在民主联合政府中应包括南京国民政府方面的若干爱国分子，以利合作”。此事后来虽因李宗仁拒绝签字未能实现，但仍反映出中共当时尽可能吸收党外人士，乃至争取南京国民党政府一切爱国分子参加新政协的政策变化。
随之，会议规模不断扩大。按周恩来等人最初的设想，这个邀请各方代表来解放区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不过是个百八十人的会议而已。”1948年9月，周恩来拟定参加新政协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名单。其中，从港、沪和长江以南到解放区的有李济深等共77人；在平、津的有张东荪等共24人，两批共计101人。随着确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具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性质，中共为使会议真正代表全国各民主阶级、各民族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决定增加参加新政协的成分、单位和名额。10月，中共提议邀请39个单位参加新政协，后经与各民主党派协商并达成协议，去掉了原名单中的“中华职业教育社”，拟邀请单位共38个，并将邀请参加新政协的代表人数扩大至200～300人。但这个代表限额很快又被突破。
而在政协筹备会上，经过周恩来与各民主党派代表反复协商，最终确定：
（一）参加新政协会议的为45个单位，代表总额510名。
（二）每一单位，其代表名额满10人以上者，得推选候补代表2人，不满10人者，得推选候补代表1人，候补代表得列席新政协会议。
（三）除45个单位外，另设一个特别邀请单位，其代表资格、名额与人选，均由常务委员会协商推定。
（四）510名代表名额分配为：党派代表142人，区域代表102人，军队代表60人，团体代表206人。
随后，筹备会上还对上次全体会议通过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作了文字上的修改。最后，会议还通过了两项临时协议：
（一）邓初民、许德珩、沈钧儒等提议全体代表起立向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主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朱德总司令致敬，全体代表当即一致起立，热烈鼓掌。
（二）毛泽东提议在本年7月7日由参加新政协筹备会的各党派、各团体、各单位联名发表纪念文件，即经会议一致通过。
周恩来在这次会议上，就“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名称问题作了说明。他说，“无党派民主人士”是由于历史的发展形成的一个组织形式。由于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严重压迫，有许多民主人士只能单枪匹马地从事民主运动，如郭沫若、马寅初等。他们虽然未形成一个政党或组织，但领导着、联系着许多方面人士在奋斗，长期参加我们的民主政治活动。因此，严格、正确地说，无党派民主人士是没有党派组织的、有党派性的民主人士。
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一共开了5天，6月19日闭幕。
20日到22日，平、津、沪各报纸相继发表社论，拥护新政协筹备会的成立。
参加新政协会议的成员有广泛的代表性，整个会议的气氛也是团结、和谐的，但有些共产党员过去长期生活在农村，同如此广泛的党外民主人士合作共事还是第一次，缺乏这方面的经验，因而在会议过程中也遇到一些问题。
会议最后一天，有一位民主人士提议，向毛泽东和朱德发致敬电，另一位民主人士认为也可以不这样表示。这时有一位农民代表（共产党员）站起来说：我们农民只知道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从我们劳动人民来看，只有共产党、解放军才能使中国得解放。
周恩来对这个情况非常重视，他在参加新政协筹备会的党组会上，严肃地指出了这个问题。他说，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就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具体组成。中央政府成立后，政协便成为中共领导的各党派的协议机关，国家的一切大事都可以事前在此协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长期的，我们要善于和党外人士相处，态度应该是谦虚的，诚恳坦白的。对原则问题一定要争，对非原则问题要善于妥协。不能性急，更不能怕麻烦。只有这样才能做到长期合作，保障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不断得到巩固。
不久，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新政协筹备会的党组干事会，由21人组成，周恩来、林伯渠、李维汉、徐冰、李立三为常委，周恩来担任书记。
周恩来在新政协筹备会党组会上报告《新政协筹备会的工作与统战工作》。报告中说，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就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具体组成。中央政府成立后，政协便成为中共领导的各党派的协议机关，国家的一切大事都可以事前在此协商。
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闭幕后，最重要的，也是最敏感的是协商参加新政协代表的具体名单。
周恩来要求代表名单应包括各方面的代表人物，体现全国各民族人民的大团结，既要有较大的代表性，又要照顾到相互间的协调平衡。这样，协商代表的取舍非常费事。周恩来不时为了代表人选的斟酌，费时达数周之久。他还特别注意将那些组织不纯的团体与这些团体中有一定代表性的民主分子加以区别，对前者加以拒绝，对后者则邀请其以个人身份参加；对于抗日战争以来拥护过我党政策的开明绅士，在解放战争中作过贡献的，包括护厂有功和投诚起义的技术管理人才，邀请他们参加政协，以为今后建设所用。
经过各方面协商，参加新政协的代表初步确定后，7月5日，周恩来主持召开新政协筹备会常务会，宣告“代表中国人民意志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已经成立，不久就可以召集新政治协商会议。产生民主联合政府，着手新中国的建设工作。”8月26～27日，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再次开会，周恩来在讨论政协组织法时指出：在人民民主国家中需要统一战线，即使在社会主义时期，仍然要有与党外人士的统一战线。要合作就要有各党派统一合作的组织。如果形成固定的统一战线组织，名称也要固定，建议称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9月7日，周恩来向已到北平的政协代表作《关于中国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的报告时，进一步指出：人民政协会议，“是一百多年来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牺牲奋斗的果实”，“是三十年来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获得胜利的集中表现”。它的任务是团结各种力量“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在全国未普选以前，它执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普选以后，“它仍将以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而存在，国家大政方针，仍要经过人民政协进行协商”。这样，筹备新政协的工作基本结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在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