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确提出“一边倒”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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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胜利后，希望很快得到外国的承认，把一切旧的外交条约全部继承下来，因而没有改变国家关系的性质，没有改变中国的半殖民地的地位，没有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新中国外交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情况。为此，毛泽东在1949年3月举行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就明确地指出：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不但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我们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但是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只要一天它们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由此可见，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和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迫使即将成立的新中国采取“另起炉灶”的外交方针，把旧的屈辱的外交关系割断，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不同不平等的旧的外交传统发生任何联系，把一切驻在旧中国的各国外交官员都当作普通侨民看待，不承认他们的外交官资格。当然，“另起炉灶”也是具体历史进程发展的必然结果。当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也曾花费了巨大精力同美国进行交涉。
马歇尔看到他在中国调停失败的命运已定，就开始寻求脱身之计，向美国总统杜鲁门推荐美国驻华军队总司令魏德迈出任美国驻华大使。杜鲁门也完全赞成。但是，马歇尔又听取另一种意见，认为魏德迈办事僵硬，在外交手腕方面缺乏灵活性，于是他便把目光转向他的另一个重要助手司徒雷登。
马歇尔认为面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进军，美国需要在政治上有能够被更多方面接受的人物，来调停复杂的中国各方面关系。按照这样一种设想，司徒雷登就是比较合适的人选了。
司徒雷登1876年出生于中国杭州，在美国度过了青年时代，1904年结婚后即来中国传教，1908年应聘中国金陵神学院新约希腊文教授，1919年为燕京大学校长，1929年转任校务长。日本侵华期间曾坐过日本侵略者的监狱，在这一点上颇得中国人的好感。在重庆谈判期间与毛泽东、周恩来都曾有过交往。他的一些学生在中共党政机关身居要职，这使他有与共产党打交道的特殊资本。
司徒雷登自己也颇为自负地对马歇尔说：“中国人知道，我爱他们的国家，关心他们的国计民生。在不受任何限制的情况下，对实行广泛的合作与和平解决他们的内部冲突这一点，我所采取的开明态度和所抱的信念，他们也是了解的，我由此也就取得了他们的极大信任。”
马歇尔认为这是其他美国人没有的条件，因而便向杜鲁门提出由司徒雷登取代魏德迈的建议。杜鲁门也觉得司徒雷登在中国关系多，可谓首屈一指的“中国通”，容易得到中共的承认，便于在国共间调停，因此就在1946年6月任命司徒雷登为美国新任驻华大使。
那时，可以说，毛泽东与司徒雷登都有寻求相互接触以打开双方新关系的主观愿望，两人都互闻对方的大名，但是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使他们的关系变得极为复杂。
司徒雷登以了解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自诩，极力搜集有关毛泽东和中共的情报。
司徒雷登对毛泽东1947年12月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所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极感兴趣，从情报角度反复研究，给美国国务院写出一份洋洋洒洒的专题报告。
司徒雷登认为经一年多的中国内战，蒋介石的军队“毫无斗志，贪污腐化，臃肿无能”，不堪一击，看来单纯从军事上不能战胜中共。于是，他就开始玩弄手腕，导演他的第一场“和谈活剧”。1947年1月16日，蒋介石通知中共驻南京发言人王炳南，将派张治中来延安谈判和平问题。
正在指挥解放军粉碎蒋介石猖狂进攻的毛泽东，对此一笑置之，他先命中共发言人发表谈话一针见血地指出，1946年1月马歇尔与蒋介石的代表张群亲手签字的停战协定，可以被蒋介石随便撕毁，而现在一个美国人介绍一个姓张的来开所谓的“和谈”，试问有何办法证明不是欺骗？
接着，毛泽东又指示《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质问由毫无信义的蒋介石，再加上一个同样毫无信义的美国“调人”来导演和平，这岂不是活见鬼！
在通过有关媒体对美蒋给予一针见血的揭露之后，毛泽东出面发表谈话指出，蒋介石的“和谈”就是要“现地停战”，让被解放军打得狼狈不堪的国民党军队得到休整时间，腾出手来巩固统治区，补充军队，“改组政府”，抓紧时间取得美国政府5亿美元或更多的借款或军事援助，再回过头来屠杀共产党和革命人民。“殷鉴不远”，就在去年，我们一定不要上蒋介石和司徒雷登的当。
一年后，解放战争形势变得对蒋介石更加不利，司徒雷登又开始导演他的第二场“和谈活剧”。1948年7月16日，司徒雷登造访蒋介石，主张与获取有利地位的共产党签订协议，谋取“和平”，但由于蒋介石借故推托和美国政府的反对而胎死腹中。
到1948年底，蒋介石看实在打不下去了，只得主动找司徒雷登，请司徒雷登帮助再次上演和谈“大戏”。司徒雷登考虑到，毛泽东已失去对美国的信任，情急之下，他又绞尽脑汁地想出由美苏英法四国出面调停的新招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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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胜利后，希望很快得到外国的承认，把一切旧的外交条约全部继承下来，因而没有改变国家关系的性质，没有改变中国的半殖民地的地位，没有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新中国外交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情况。为此，毛泽东在1949年3月举行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就明确地指出：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不但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我们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但是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只要一天它们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由此可见，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和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迫使即将成立的新中国采取“另起炉灶”的外交方针，把旧的屈辱的外交关系割断，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不同不平等的旧的外交传统发生任何联系，把一切驻在旧中国的各国外交官员都当作普通侨民看待，不承认他们的外交官资格。当然，“另起炉灶”也是具体历史进程发展的必然结果。当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也曾花费了巨大精力同美国进行交涉。
马歇尔看到他在中国调停失败的命运已定，就开始寻求脱身之计，向美国总统杜鲁门推荐美国驻华军队总司令魏德迈出任美国驻华大使。杜鲁门也完全赞成。但是，马歇尔又听取另一种意见，认为魏德迈办事僵硬，在外交手腕方面缺乏灵活性，于是他便把目光转向他的另一个重要助手司徒雷登。
马歇尔认为面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进军，美国需要在政治上有能够被更多方面接受的人物，来调停复杂的中国各方面关系。按照这样一种设想，司徒雷登就是比较合适的人选了。
司徒雷登1876年出生于中国杭州，在美国度过了青年时代，1904年结婚后即来中国传教，1908年应聘中国金陵神学院新约希腊文教授，1919年为燕京大学校长，1929年转任校务长。日本侵华期间曾坐过日本侵略者的监狱，在这一点上颇得中国人的好感。在重庆谈判期间与毛泽东、周恩来都曾有过交往。他的一些学生在中共党政机关身居要职，这使他有与共产党打交道的特殊资本。
司徒雷登自己也颇为自负地对马歇尔说：“中国人知道，我爱他们的国家，关心他们的国计民生。在不受任何限制的情况下，对实行广泛的合作与和平解决他们的内部冲突这一点，我所采取的开明态度和所抱的信念，他们也是了解的，我由此也就取得了他们的极大信任。”
马歇尔认为这是其他美国人没有的条件，因而便向杜鲁门提出由司徒雷登取代魏德迈的建议。杜鲁门也觉得司徒雷登在中国关系多，可谓首屈一指的“中国通”，容易得到中共的承认，便于在国共间调停，因此就在1946年6月任命司徒雷登为美国新任驻华大使。
那时，可以说，毛泽东与司徒雷登都有寻求相互接触以打开双方新关系的主观愿望，两人都互闻对方的大名，但是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使他们的关系变得极为复杂。
司徒雷登以了解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自诩，极力搜集有关毛泽东和中共的情报。
司徒雷登对毛泽东1947年12月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所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极感兴趣，从情报角度反复研究，给美国国务院写出一份洋洋洒洒的专题报告。
司徒雷登认为经一年多的中国内战，蒋介石的军队“毫无斗志，贪污腐化，臃肿无能”，不堪一击，看来单纯从军事上不能战胜中共。于是，他就开始玩弄手腕，导演他的第一场“和谈活剧”。1947年1月16日，蒋介石通知中共驻南京发言人王炳南，将派张治中来延安谈判和平问题。
正在指挥解放军粉碎蒋介石猖狂进攻的毛泽东，对此一笑置之，他先命中共发言人发表谈话一针见血地指出，1946年1月马歇尔与蒋介石的代表张群亲手签字的停战协定，可以被蒋介石随便撕毁，而现在一个美国人介绍一个姓张的来开所谓的“和谈”，试问有何办法证明不是欺骗？
接着，毛泽东又指示《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质问由毫无信义的蒋介石，再加上一个同样毫无信义的美国“调人”来导演和平，这岂不是活见鬼！
在通过有关媒体对美蒋给予一针见血的揭露之后，毛泽东出面发表谈话指出，蒋介石的“和谈”就是要“现地停战”，让被解放军打得狼狈不堪的国民党军队得到休整时间，腾出手来巩固统治区，补充军队，“改组政府”，抓紧时间取得美国政府5亿美元或更多的借款或军事援助，再回过头来屠杀共产党和革命人民。“殷鉴不远”，就在去年，我们一定不要上蒋介石和司徒雷登的当。
一年后，解放战争形势变得对蒋介石更加不利，司徒雷登又开始导演他的第二场“和谈活剧”。1948年7月16日，司徒雷登造访蒋介石，主张与获取有利地位的共产党签订协议，谋取“和平”，但由于蒋介石借故推托和美国政府的反对而胎死腹中。
到1948年底，蒋介石看实在打不下去了，只得主动找司徒雷登，请司徒雷登帮助再次上演和谈“大戏”。司徒雷登考虑到，毛泽东已失去对美国的信任，情急之下，他又绞尽脑汁地想出由美苏英法四国出面调停的新招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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