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七十二章 老站长叶长青的故事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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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以上，累得腰酸背疼，回宿舍不少人爬上床都很困难，幸亏教员都是专职的，训练强度把握较好，加之穿插其它训练科目，大家都坚持下来完成了任务。我们刚到丰镇教导大队报到，全军就开始统一取消军衔，帽徽改戴红五星，领章改戴红板大绒领章，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这就是当时解放军的形象。和取消军衔同步进行的还有公安部队改编成了解放军，公安部队建制取消，划入解放军编制序列。取消警 衔时我戴上士衔，是警士最高衔。这时我入伍还不到四年，却经历了三种体制。刚伍入时是人民武装警察，没有警 衔，帽徽是国徽，领章是红色塑料平板，中间戴金色盾牌。1962年改编成公安部队，开始佩戴警 衔，我被评为上等兵，和我同年入伍的绝大部分戴列兵衔。公安部队警士每年晋升一次，我以后还戴过下士、中士、上士。公安部队执行解放军的条令条例和所有规章制度，享受解放军的待遇，是国家武装力量的组成部分。北京设公安部队司令部，公安部长罗瑞卿大将兼任公安部队司令员。1965年6月1日划入解放军序列，同时取消警 衔。划归解放军后入伍的新兵每月只有六元津贴费，我们仍保留原36元津贴，另加百分之二十的地区补贴，我一直到提干前一直享受43.20元的津贴费。丰镇教导大队集训共三个月，我于1965年9月初回到满洲里边检站，仍在警通排当班长。”
“1965年春，那时我还在交检科警卫班，一天下午我正在国门哨位上站岗，政委找我谈话。政委是一把手，站党委书记，我知道政委很忙，找我谈话，一定有重要事情。果然不出所料，见面政委就问我今后有什么打算，愿不愿意提干在部队长期干下去，我几乎未加思索就回答，我服从组织需要，让我走我就走，让我留就留。这样的回答在今天看来是在打官腔，可是在当时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当时全国正在轰轰烈烈学雷锋，毛主席和其它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为雷锋同志题词不久，雷锋成了全国人民心中的楷模，全国党风正，民风齐，整个社会风气大变，人人学雷锋、个个做好事己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所以我的回答也确实是我的心里话。就这样，这次谈话不超过十分钟，时间虽短，它却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从此，我在部队一干就是三十五年，直到退休。”
“1966年，我的任职命令公布，任命为满洲里边防检查站交检科三组副组长，行政级别23级，和我同时提干的还有我同年入伍的一个战友，我们两人是六一年入伍战士中最早提干的，站长曾教我们两人学摄影。我到交检科三组报到时，三组只有两名干部，他们俩像老大哥一样关照我，工作中也是各自发挥自己的长处，比如：他们两位多年在交检科工作，在组织勤务、指挥检查等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经验，所以业务方面的事他们俩管得多些。我文化水平比他们高，他们两人都是小学，写封信都有困难，所以要写写材料等文字方面的事，自然落到我的肩上。另外我刚从教导大队受训回单位不久，军事技术比他们好些，组织军事训练一般由我负责。我们整天工作生活在一起，大家都很开心，逐渐成了朋友，不仅工作相互支持，生活也相互照顾。那时同志间关系都很纯洁，大家以诚相待，没有相互利用相互排斥的历害关系，如果个别人为本人个人利益乱拉关系，他就会受到公众舆论的谴责，成为众矢之的。”
“我提干后在交检科实际工作仅一年多，尽管我的任职命令有七年半都在交检科，直到1973年前都任交检科三组副组长。可实际上却从1967年4月就离开交检科，先到深圳边检站学习边检技术检查一个半月，回站后到政检科、政治处帮助工作，又抽到思想宣传队、三支两军等，频繁变换岗位，哪里需要到哪里去。深圳回来后不久就到政检科帮助工作，可能是准备开展技术检查吧，可是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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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以上，累得腰酸背疼，回宿舍不少人爬上床都很困难，幸亏教员都是专职的，训练强度把握较好，加之穿插其它训练科目，大家都坚持下来完成了任务。我们刚到丰镇教导大队报到，全军就开始统一取消军衔，帽徽改戴红五星，领章改戴红板大绒领章，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这就是当时解放军的形象。和取消军衔同步进行的还有公安部队改编成了解放军，公安部队建制取消，划入解放军编制序列。取消警 衔时我戴上士衔，是警士最高衔。这时我入伍还不到四年，却经历了三种体制。刚伍入时是人民武装警察，没有警 衔，帽徽是国徽，领章是红色塑料平板，中间戴金色盾牌。1962年改编成公安部队，开始佩戴警 衔，我被评为上等兵，和我同年入伍的绝大部分戴列兵衔。公安部队警士每年晋升一次，我以后还戴过下士、中士、上士。公安部队执行解放军的条令条例和所有规章制度，享受解放军的待遇，是国家武装力量的组成部分。北京设公安部队司令部，公安部长罗瑞卿大将兼任公安部队司令员。1965年6月1日划入解放军序列，同时取消警 衔。划归解放军后入伍的新兵每月只有六元津贴费，我们仍保留原36元津贴，另加百分之二十的地区补贴，我一直到提干前一直享受43.20元的津贴费。丰镇教导大队集训共三个月，我于1965年9月初回到满洲里边检站，仍在警通排当班长。”
“1965年春，那时我还在交检科警卫班，一天下午我正在国门哨位上站岗，政委找我谈话。政委是一把手，站党委书记，我知道政委很忙，找我谈话，一定有重要事情。果然不出所料，见面政委就问我今后有什么打算，愿不愿意提干在部队长期干下去，我几乎未加思索就回答，我服从组织需要，让我走我就走，让我留就留。这样的回答在今天看来是在打官腔，可是在当时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当时全国正在轰轰烈烈学雷锋，毛主席和其它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为雷锋同志题词不久，雷锋成了全国人民心中的楷模，全国党风正，民风齐，整个社会风气大变，人人学雷锋、个个做好事己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所以我的回答也确实是我的心里话。就这样，这次谈话不超过十分钟，时间虽短，它却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从此，我在部队一干就是三十五年，直到退休。”
“1966年，我的任职命令公布，任命为满洲里边防检查站交检科三组副组长，行政级别23级，和我同时提干的还有我同年入伍的一个战友，我们两人是六一年入伍战士中最早提干的，站长曾教我们两人学摄影。我到交检科三组报到时，三组只有两名干部，他们俩像老大哥一样关照我，工作中也是各自发挥自己的长处，比如：他们两位多年在交检科工作，在组织勤务、指挥检查等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经验，所以业务方面的事他们俩管得多些。我文化水平比他们高，他们两人都是小学，写封信都有困难，所以要写写材料等文字方面的事，自然落到我的肩上。另外我刚从教导大队受训回单位不久，军事技术比他们好些，组织军事训练一般由我负责。我们整天工作生活在一起，大家都很开心，逐渐成了朋友，不仅工作相互支持，生活也相互照顾。那时同志间关系都很纯洁，大家以诚相待，没有相互利用相互排斥的历害关系，如果个别人为本人个人利益乱拉关系，他就会受到公众舆论的谴责，成为众矢之的。”
“我提干后在交检科实际工作仅一年多，尽管我的任职命令有七年半都在交检科，直到1973年前都任交检科三组副组长。可实际上却从1967年4月就离开交检科，先到深圳边检站学习边检技术检查一个半月，回站后到政检科、政治处帮助工作，又抽到思想宣传队、三支两军等，频繁变换岗位，哪里需要到哪里去。深圳回来后不久就到政检科帮助工作，可能是准备开展技术检查吧，可是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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