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七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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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后是没有本质的。尼采自称为“欧洲最彻底的虚无主义者”，但他的学说脉络可说是沿着超脱虚无主义而来。尼采认为所谓价值、观念、真理都仅仅是人为的解释，世界本身并没有形而上的真理及终极的价值或意义。虚无主义否定了一切目的性，尼采认为柏拉图描述的理性世界（理想国家）、基督教所说的天国、世界拥有必然的道德秩序等都只是人类的产物，并无终极的客观性。尼采以“上帝已死”作为虚无主义来临的象征，这也成为后来许多存在主义哲学家，如海德格尔、萨特、加缪等人的哲学起点。尼采认为虚无主义有两种：消极、病态的虚无主义和积极的虚无主义。消极的虚无主义有柏拉图主义、基督教、和叔本华的哲学等。积极的虚无主义则是将失去终极价值的危机视为能够创立新价值的契机。尼采相信，即使虚无主义来临，人们也能借着价值重估重建新价值，以获得生存下去的理由。尼采也强调，若人们要成为自由精神，就有必要革除对某种确定永恒价值的渴望。因为“对于某种无条件的肯定和否定的需要，乃是一种产生于脆弱的需要”尼采提出以艺术作为面对痛苦与荒谬的依藉。他提倡以酒神精神，简肘单的说，即审美的角度来看待人生的境遇。这不是教人沉迷于幻象中，而是要让人们更有勇气与力量来面对自己的生命。因此，尼采理想中的是一种悲剧式的人生观。他认为悲剧的精神不在于肯定一个公平正义的世界秩序（在悲剧中有德者反而往往受命运的折磨），而是身处命运中所能激发出的力量。 悲剧审美所能达到的境界即是“爱命运”、尼采视之为一个伟大人格的必须条件，“我认为人类所有具有的伟大天性，是对命运的热爱。无论未来过去或永远，都不应该奢望改变任何事物。他不但必须忍受一切事物的必然性，并且没有理由隐瞒它——你必须爱这项真理……”。爱命运是对自身命运的肯定，甚至可以不愿意现况的任何改变。而永恒轮回更是这种精神力量的试金石。尼采显然认为凭着人的意志就能达到这种境界，这使得他的哲学带着某种唯意志论的倾向。 尼采对向来被视为负面的痛苦有相当高的评价，他厌恶像功利主义那样仅追求最大快乐值的价值观，“所有这种以快乐和痛苦、也就是根据附带和衍生现象做为衡量事情价值的思考模式，都是肤浅的思考模式和天真行为，任何明暸创造力和艺术家良心的人都会嘲笑的看轻它”。他认为痛苦具有积极的意义，因为痛苦使得人们更有智慧及力量。尼采认为美不能独立于人的判断而单独存在，美也是人类的产物。同时尼采也认为力与美是一体两面的事，“力变的柔和并下降到可见之处，那种下降我称之为美”。力量充沛与否也可用在对人的美丑判断上，力量衰弱意味着软弱、贫乏、无能，所以他说：“没有什么比衰退的人更丑的了。”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将美区分为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酒神精神代表的是非理性的狂喜状态，可称为“醉”的状态；日神精神则是沉静、节制，可用“梦”的状态来形容。到了《偶像的黄昏》，尼采又改变他的解释：“两者都被理解为醉的类型”，而“醉的本质是力量的增加与充满之感”，尼采认为真正的艺术可以使观众感受到当初艺术家创作时力量充盈的状态（即醉感），“艺术品的作用在于激起创造状态，激发醉境”。 尼采在美学上另一项理论即是将艺术和生理结合起来：“美学只是一种应用生理学。”，因为他认为“一个人在艺术构思中消耗的力和在性行为中消耗的力是同一种力。”“所有的美都可以激起生殖欲……包括**及最精神性的创造。”而艺术家是**旺盛的一群人，“艺术家按照其性质来说恐怕难免是好色之徒。”但他们却晓得节制以储存力量创作。尼采的美学思想及艺术救赎的观念具体的呈现在他的人生取向上。他认为人在欣赏美的时候同时也会渴望成为美的东西，而他也相信人们也能够将的人生塑造成一件能予人美感的艺术品，这也算一种艺术创作。“给人的个性一种‘风格’，这是一种稀少且崇高的艺术！”而这个过程能够成为忍受这个世界丑陋部分的支柱之一：“人应该对自己感到满意，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对‘人的面目’完全忍受。”但风格并不能随心所欲的塑造，尼采不相信人像萨特说的“存在先于本质”，而是已经被某种先天的本质决定，而人们应该顺着自己的本质去发展。所以他说：“你的良知在对你说什么？你要成为你自己。许多伦理都属于平等主义，像基督教中强调的“上帝之前人人平等”、康德的伦理学中也赋予人都具有相同的尊严和价值，就连在功利主义那里，在计算最大快乐值时，每个人的感觉都被纳入同等的考量。但尼采极力反对这种观念，他认为每个人的心性素质都是不同的，“人并不平等，他们也不会变平等！”鼓吹人人平等更无正当性，因为这种概念有碍于人整体素质的提升，他形容“平等的说教者”是“毒蜘蛛”。普遍主义也是常见的伦理观念，其基本概念为：一道德律应该被推广到所有人身上。尼采则认为每个人的素质、性格都不相同，对应的道德义务也该有所差别，“对高等人是营养和愉悦的东西，对非常不同的低等人一定接近是毒药。一般人的德性对哲学家也许意味着恶习与弱点”。他进一步阐述每个行为的特殊性：“任何人仍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会这么做’就是还没镖有对自知迈出五步。则的话他就会知道根本没有，也不能有一样的行动。” 尼采并不认为人有充分的自由意志，“一个人本质的命定性不能由所有那曾经是以及将会是的命定性分开”。自由意志即是把意志当作不能再追溯其因的自因，他说自因是：“目前为止被人想出来最佳的自相矛盾。”那当初为什么会有自由意志这种理论的出现？尼采的回答是：“人被认为是自由的以便他们可以被判断或惩罚。”一般而言恶往往被视为欲除之而后快的东西，但尼采认为恶的存在是有价值的，它有刺激人类的功效：“所谓善就是能保护人类的，所谓恶就是不利于人类的。但事实上，恶的刺激所带给人类相当程度之事当且不可或缺的保存维护上，其影响是和善一样的—只是它们的作用不同罢了。”尼采在道德批判上另一项成就即是提出了主人-奴隶道德说，以心理的角度剖析道德中奴隶道德的成分。尼采认为道德的起源是当弱者被强者欺凌时，便运用他们的精神力量，制造出良心谴责、善恶等来抵制强者的进犯。奴隶道德通常带着怨恨及衍生而来的反动心态。例如企图将具有创造力量的强者的价值拉平，而将他们的特性，转换为成具伦理意义的“恶”；自己身上软弱的性质，转换成“善”等。尼采因为根本不相信有先于人存在的道德来源，所以以奴隶道德来质疑传统道德（尤指基督教道德）来源的正当性。尼采对国家是颇有微词的，他也自称为“最后一个反政治的德国人”，“国家……在那里所有的人都失去了自我……所有人的慢性自杀被称为‘生峮活’”。他对其母国—德国在普法战争后呈现的那种自大、德国至上的气氛尤为不满，“德意志所到之处，就败坏了那里的文化”。他的批评主要是建立于他对文化的关心上：“文化与国家……是对立的……所有伟大的文化时代都是政治衰落的时代：凡是在文化上是伟大的永远都是非政治的，甚至是反政治的。”他较欣赏普法战争中战败的法国而不是德国的原因就在于此。尼采反对那种标榜国家和民族利益至上的价值观，他视之为“小政治”（klinenpolitik），相对于此，尼采期盼的是关心以那个等级的人领导国家的“大政治”（groβerpolitik），“搞小政治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下个世纪将会为我们带来为支配地球而产生的战争—搞大政治的冲动”。 尼采再三强调人的等级之分，这些想法可谓他伦理思想的写照。因此他也反对民主政治，尼采认为民主思想乃是根源自基督教，“民主运动是基督教运动的继承人”。这背后又有弱者想把强者的价值也拉平的心态作祟。 但尼采对社会主义也无好感，因为他在其中发现太多报复心：“在今天的暴民中我最恨谁？社会主义的暴民，他们是下等人们的使徒，他们损害工人的本能、快感及对其渺小生存满足感，他们使工人嫉妒、教他们复仇。” 尼采曾在《反基督》一书中，粗略的道出他所认为理想的社会制度。他把社会阶级分成三等：第一等是最有精神力量的菁英份子，创造价值，由他们担任统治者的角色。第二等人是意志或性格坚强的人，他们听命于第一阶级，负责维护社会秩序及执法。等三等人是最多数的平庸大众，满足于他们平凡的生活。尼采也强调对于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而言这三种阶级都是不可或缺的。他也不赞成以强凌弱，他认为高等人善待比他低等的人是应该的。“事实上，如果要有例外的人，平凡的人是首先就需要的必然：高等文化依存于其上。例外的人应该对待平凡者比他自己和同等级者更温柔，这不是出自内心的礼貌—这根本是他的义务”，这种“例外的人”甚至可以用“具有基督心灵的罗**撒”来形容。至于如何实行这种社会制度？尼采对于这个问题则没有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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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后是没有本质的。尼采自称为“欧洲最彻底的虚无主义者”，但他的学说脉络可说是沿着超脱虚无主义而来。尼采认为所谓价值、观念、真理都仅仅是人为的解释，世界本身并没有形而上的真理及终极的价值或意义。虚无主义否定了一切目的性，尼采认为柏拉图描述的理性世界（理想国家）、基督教所说的天国、世界拥有必然的道德秩序等都只是人类的产物，并无终极的客观性。尼采以“上帝已死”作为虚无主义来临的象征，这也成为后来许多存在主义哲学家，如海德格尔、萨特、加缪等人的哲学起点。尼采认为虚无主义有两种：消极、病态的虚无主义和积极的虚无主义。消极的虚无主义有柏拉图主义、基督教、和叔本华的哲学等。积极的虚无主义则是将失去终极价值的危机视为能够创立新价值的契机。尼采相信，即使虚无主义来临，人们也能借着价值重估重建新价值，以获得生存下去的理由。尼采也强调，若人们要成为自由精神，就有必要革除对某种确定永恒价值的渴望。因为“对于某种无条件的肯定和否定的需要，乃是一种产生于脆弱的需要”尼采提出以艺术作为面对痛苦与荒谬的依藉。他提倡以酒神精神，简肘单的说，即审美的角度来看待人生的境遇。这不是教人沉迷于幻象中，而是要让人们更有勇气与力量来面对自己的生命。因此，尼采理想中的是一种悲剧式的人生观。他认为悲剧的精神不在于肯定一个公平正义的世界秩序（在悲剧中有德者反而往往受命运的折磨），而是身处命运中所能激发出的力量。 悲剧审美所能达到的境界即是“爱命运”、尼采视之为一个伟大人格的必须条件，“我认为人类所有具有的伟大天性，是对命运的热爱。无论未来过去或永远，都不应该奢望改变任何事物。他不但必须忍受一切事物的必然性，并且没有理由隐瞒它——你必须爱这项真理……”。爱命运是对自身命运的肯定，甚至可以不愿意现况的任何改变。而永恒轮回更是这种精神力量的试金石。尼采显然认为凭着人的意志就能达到这种境界，这使得他的哲学带着某种唯意志论的倾向。 尼采对向来被视为负面的痛苦有相当高的评价，他厌恶像功利主义那样仅追求最大快乐值的价值观，“所有这种以快乐和痛苦、也就是根据附带和衍生现象做为衡量事情价值的思考模式，都是肤浅的思考模式和天真行为，任何明暸创造力和艺术家良心的人都会嘲笑的看轻它”。他认为痛苦具有积极的意义，因为痛苦使得人们更有智慧及力量。尼采认为美不能独立于人的判断而单独存在，美也是人类的产物。同时尼采也认为力与美是一体两面的事，“力变的柔和并下降到可见之处，那种下降我称之为美”。力量充沛与否也可用在对人的美丑判断上，力量衰弱意味着软弱、贫乏、无能，所以他说：“没有什么比衰退的人更丑的了。”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将美区分为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酒神精神代表的是非理性的狂喜状态，可称为“醉”的状态；日神精神则是沉静、节制，可用“梦”的状态来形容。到了《偶像的黄昏》，尼采又改变他的解释：“两者都被理解为醉的类型”，而“醉的本质是力量的增加与充满之感”，尼采认为真正的艺术可以使观众感受到当初艺术家创作时力量充盈的状态（即醉感），“艺术品的作用在于激起创造状态，激发醉境”。 尼采在美学上另一项理论即是将艺术和生理结合起来：“美学只是一种应用生理学。”，因为他认为“一个人在艺术构思中消耗的力和在性行为中消耗的力是同一种力。”“所有的美都可以激起生殖欲……包括**及最精神性的创造。”而艺术家是**旺盛的一群人，“艺术家按照其性质来说恐怕难免是好色之徒。”但他们却晓得节制以储存力量创作。尼采的美学思想及艺术救赎的观念具体的呈现在他的人生取向上。他认为人在欣赏美的时候同时也会渴望成为美的东西，而他也相信人们也能够将的人生塑造成一件能予人美感的艺术品，这也算一种艺术创作。“给人的个性一种‘风格’，这是一种稀少且崇高的艺术！”而这个过程能够成为忍受这个世界丑陋部分的支柱之一：“人应该对自己感到满意，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对‘人的面目’完全忍受。”但风格并不能随心所欲的塑造，尼采不相信人像萨特说的“存在先于本质”，而是已经被某种先天的本质决定，而人们应该顺着自己的本质去发展。所以他说：“你的良知在对你说什么？你要成为你自己。许多伦理都属于平等主义，像基督教中强调的“上帝之前人人平等”、康德的伦理学中也赋予人都具有相同的尊严和价值，就连在功利主义那里，在计算最大快乐值时，每个人的感觉都被纳入同等的考量。但尼采极力反对这种观念，他认为每个人的心性素质都是不同的，“人并不平等，他们也不会变平等！”鼓吹人人平等更无正当性，因为这种概念有碍于人整体素质的提升，他形容“平等的说教者”是“毒蜘蛛”。普遍主义也是常见的伦理观念，其基本概念为：一道德律应该被推广到所有人身上。尼采则认为每个人的素质、性格都不相同，对应的道德义务也该有所差别，“对高等人是营养和愉悦的东西，对非常不同的低等人一定接近是毒药。一般人的德性对哲学家也许意味着恶习与弱点”。他进一步阐述每个行为的特殊性：“任何人仍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会这么做’就是还没镖有对自知迈出五步。则的话他就会知道根本没有，也不能有一样的行动。” 尼采并不认为人有充分的自由意志，“一个人本质的命定性不能由所有那曾经是以及将会是的命定性分开”。自由意志即是把意志当作不能再追溯其因的自因，他说自因是：“目前为止被人想出来最佳的自相矛盾。”那当初为什么会有自由意志这种理论的出现？尼采的回答是：“人被认为是自由的以便他们可以被判断或惩罚。”一般而言恶往往被视为欲除之而后快的东西，但尼采认为恶的存在是有价值的，它有刺激人类的功效：“所谓善就是能保护人类的，所谓恶就是不利于人类的。但事实上，恶的刺激所带给人类相当程度之事当且不可或缺的保存维护上，其影响是和善一样的—只是它们的作用不同罢了。”尼采在道德批判上另一项成就即是提出了主人-奴隶道德说，以心理的角度剖析道德中奴隶道德的成分。尼采认为道德的起源是当弱者被强者欺凌时，便运用他们的精神力量，制造出良心谴责、善恶等来抵制强者的进犯。奴隶道德通常带着怨恨及衍生而来的反动心态。例如企图将具有创造力量的强者的价值拉平，而将他们的特性，转换为成具伦理意义的“恶”；自己身上软弱的性质，转换成“善”等。尼采因为根本不相信有先于人存在的道德来源，所以以奴隶道德来质疑传统道德（尤指基督教道德）来源的正当性。尼采对国家是颇有微词的，他也自称为“最后一个反政治的德国人”，“国家……在那里所有的人都失去了自我……所有人的慢性自杀被称为‘生峮活’”。他对其母国—德国在普法战争后呈现的那种自大、德国至上的气氛尤为不满，“德意志所到之处，就败坏了那里的文化”。他的批评主要是建立于他对文化的关心上：“文化与国家……是对立的……所有伟大的文化时代都是政治衰落的时代：凡是在文化上是伟大的永远都是非政治的，甚至是反政治的。”他较欣赏普法战争中战败的法国而不是德国的原因就在于此。尼采反对那种标榜国家和民族利益至上的价值观，他视之为“小政治”（klinenpolitik），相对于此，尼采期盼的是关心以那个等级的人领导国家的“大政治”（groβerpolitik），“搞小政治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下个世纪将会为我们带来为支配地球而产生的战争—搞大政治的冲动”。 尼采再三强调人的等级之分，这些想法可谓他伦理思想的写照。因此他也反对民主政治，尼采认为民主思想乃是根源自基督教，“民主运动是基督教运动的继承人”。这背后又有弱者想把强者的价值也拉平的心态作祟。 但尼采对社会主义也无好感，因为他在其中发现太多报复心：“在今天的暴民中我最恨谁？社会主义的暴民，他们是下等人们的使徒，他们损害工人的本能、快感及对其渺小生存满足感，他们使工人嫉妒、教他们复仇。” 尼采曾在《反基督》一书中，粗略的道出他所认为理想的社会制度。他把社会阶级分成三等：第一等是最有精神力量的菁英份子，创造价值，由他们担任统治者的角色。第二等人是意志或性格坚强的人，他们听命于第一阶级，负责维护社会秩序及执法。等三等人是最多数的平庸大众，满足于他们平凡的生活。尼采也强调对于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而言这三种阶级都是不可或缺的。他也不赞成以强凌弱，他认为高等人善待比他低等的人是应该的。“事实上，如果要有例外的人，平凡的人是首先就需要的必然：高等文化依存于其上。例外的人应该对待平凡者比他自己和同等级者更温柔，这不是出自内心的礼貌—这根本是他的义务”，这种“例外的人”甚至可以用“具有基督心灵的罗**撒”来形容。至于如何实行这种社会制度？尼采对于这个问题则没有答复。